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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 · 故事 第 13 期 · 上 约 48 分钟 19.2 千字

一粒种子,正大百年:从潮汕种子铺到亚洲农牧帝国(上篇)

正大集团出品的《正大综艺》片尾曲

序章

风自南洋来

历史的宏大叙事,往往始于一个微小的注脚。

故事的起点,是一粒来自中国潮汕的蔬菜种子。它随一个十六岁少年的行囊,渡过汹涌的南海,在暹罗温热的土地上扎下根来。彼时,无人预见,这粒承载着家族生计与故土思念的种子,将在百年风雨的浇灌下,生长为一棵覆盖全球的商业巨树。

这便是正大集团的故事,一部由谢氏家族四代人书写的百年史诗。它关乎一个少年的背井离乡,一个家族的筚路蓝缕,更关乎一个企业如何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坚守“正大光明”的信条,从曼谷唐人街的一间小小种子铺,成长为横跨农牧、零售、电信、金融的跨国巨擘。

风自南洋而来,吹拂过稻田,穿梭于都市,最终汇入全球化的滚滚浪潮。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凝视这段传奇,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商业的成功,更是一个家族与国家、时代同频共振的命运交响。让我们循着这风的轨迹,回到故事开始的地方。

第一章

潮起南洋:一粒种子的生根与发芽 (1921-1950s)

远航:从“草菇佬”到暹罗的拓荒者

1896年,谢易初出生于广东潮州一个殷实的地主家庭。年幼时,家境优渥,无需劳作,父亲靠收租便能养家。然而安逸的生活也使得父亲无所事事,甚至沉迷于鸦片。厄运很快降临,谢易初十五六岁时,父亲因沉疴早逝,将年仅三十出头的生命定格在了鸦片烟雾中。

谢家骤然失去了顶梁柱,只留下谢易初和他两个弟弟、两个妹妹五个未成年的孩子在风雨中相依为命。作为长子,年少的谢易初不得不挑起养家重担,犹如“长兄如父”,肩上扛起整个家庭的生计。

谢易初少时喜爱农艺,乡里乡亲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草菇佬”,因为他特别擅长培育草菇等作物,把种植当作陶冶情操的乐趣。这份对农业的热情埋下了日后事业的伏笔。

家庭突变后,如何谋生养活弟妹成了少年谢易初迫在眉睫的问题。潮汕人一向精明能干、善于经商,被誉为“东方的犹太人”。然而潮汕地区陆路闭塞,出海谋生成为许多潮汕青年的出路。

早在宋朝时期,潮汕与海外的贸易便十分活跃。1860年汕头开埠后,大批潮汕人远赴香港及东南亚,经商立业,闯出一片天地。

正因如此,泰国国王拉玛六世曾感慨潮汕华侨之富有和恋祖,将他们比作“东方犹太人”——他们在泰国辛苦赚钱,又纷纷将积蓄汇回中国故乡。这番言论反映了当时泰国社会对华侨既敬且疑的心态,也引发了当地第一次排华浪潮。不过拉玛六世于1925年早逝,那场风波稍纵即逝,并未过度波及日后的谢易初。

怀揣着对家庭的责任和对新天地的向往,1919年前后,二十出头的谢易初决定离开家乡,投奔旅居泰国的亲戚,前往暹罗(泰国旧称)寻找生意机会。

泰国是东南亚唯一未遭殖民统治的国家,没有宗主国的盘剥和西方大公司的垄断,这给予了小人物创业的广阔空间。年轻的谢易初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漂洋过海来到曼谷,落脚于华人聚居的唐人街,开始了白手起家的创业之旅。

立业:一纸包装里的“正大光明”

初到曼谷唐人街,谢易初选择了“卖种子”作为起步生意。这一决定源于他对农业的熟悉和观察。彼时,潮汕一带的蔬菜种子品质极佳,而泰国的华人移民(以潮汕籍居多)大多仍以耕种为生。他们到了异国他乡,仍怀念家乡的作物品种,习惯栽种故乡的蔬菜。

然而远在海外,自留种往往退化,下一季收成质量下降。因此,每年播种时,他们需要从家乡购买新的优良种子。这对于善于发现商机的谢易初来说,无疑是一块尚待开拓的市场。

背井离乡的日子艰辛漫长,但谢易初硬是凭着吃苦耐劳的韧劲,一步步做起了种子的小生意。他从潮州老家精选优质菜种,带到泰国售卖。

1921年,他终于在曼谷唐人街盘下了一间小铺面,正式挂牌开张。这家小店取名“正大庄”——“正大”寓意光明正大、正直宏大,饱含着创业之初对诚信经营的期望。据说在此之前,他在汕头家乡也曾开过一家名为“光大”的种子店,“光大”与“正大”首尾呼应,都是寄寓事业光明扩大之意。

正大庄开业后,谢易初秉承正大光明的经商准则,以品质和信誉赢得顾客。和当时许多集市上随意抓把种子用纸一裹就卖给农民的粗放做法不同,谢易初独辟蹊径,采用精美的小纸袋分装种子。这种纸袋上甚至印有彩色图案——在一百多年前的年代,彩色印刷相当少见,他竟用在了小小的种子包装上。

别出心裁的包装令种子看起来格外精致、上档次,一改农用商品给人粗陋的印象。许多人不理解,笑话他说:“卖给乡下老农的种子印上花花绿绿有什么用?这不是白费功夫吗?”可谢易初不为所动。他不仅把包装做得漂亮,还在纸袋上印上了“保质期”,公开承诺:若种子过期种不出苗,可以免费更换新的——在那个年代,这种售后保障近乎石破天惊。

这一系列举措源自他质朴而善良的信念:种地本就是苦差事,农民拿血汗钱买了我的种子,播下去却不发芽,那损失可太大了。我决不能昧着良心赚昧心钱,不能让老百姓吃亏。要让农民觉得划算,最好的办法就是卖给他们物超所值的好种子——花同样的钱,却买到更高发芽率、更高产的优良品种。为了做到这一点,谢易初明白,仅靠贩卖家乡现成种子还不够,他需要持续提供“更好的种子”。

奇谋:两个塑料桶里的共赢智慧

优良品种从何而来?谢易初决定自己育种改良。虽然后来也有人称他是“农学家”,但实际上,谢易初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农业科班教育。自15岁父亲去世后,家中仅余的积蓄供二弟一人上学,他本人早早辍学,挑起谋生重担。

然而,天性使然,他对农艺有浓厚兴趣,凭借钻研精神和实践经验,竟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育种方法。谢易初先是在家乡潮州开设“光大庄”种子试验农场,精选和培育改良品种;后来在泰国落脚后,又建立起自己的育种田地。通过不断试种筛选,他掌握了蔬菜种子的改良技巧,能根据当地环境培育出高产稳产的品种。正是凭借这一套独门方法,正大庄的种子质量远近闻名,回头客越来越多。

生意逐渐有了起色后,谢易初的眼界也愈发开阔。他不再满足于售卖潮汕一地的种子,只要是中国各地的优良品种,他都会引进到泰国来卖。甚至后来,连外国的优质种子他也敢于尝试代理。

短短几年间,这家曼谷唐人街的小小种子店,经营范围早已超出地域界限,早早成为一家在东南亚都有名气的种子供应商,带有了国际化的雏形。

在正大庄的发展历程中,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小故事,生动体现了谢易初敏锐的商业眼光和为人处世的智慧。一次,他去马来西亚出差,路过街头一个卖木瓜的摊贩。谢易初随手买了一个木瓜解渴,不料一尝之下大为惊叹——这木瓜果肉丰厚香甜,皮薄馅大,瓜瓤里足有十八颗饱满的种子,简直像极了极品甜瓜。

然而令他奇怪的是,这么好的木瓜摊前顾客却寥寥。细看四周,他发现症结所在:原来卖瓜的小贩随手把剖开的木瓜瓤和瓜子都扔在脚边,腐烂发酵的瓜瓤散发出阵阵恶臭,招来成群绿头苍蝇在人前乱飞。路人一靠近摊位便闻到臭气,见到苍蝇乱舞,哪里还有胃口买水果?难怪好东西无人问津。

谢易初当即动了脑筋。他立刻买来两个大号的塑料桶,带回下榻的酒店,找到大堂的一位行李员小伙子,对他说:“明天你上班时,把这两个桶拿去帮个忙,放在街上那个木瓜摊前。让卖木瓜的老板把瓜瓤和瓜子全都丢进桶里。这样一来,烂果肉都集中在桶里,不会弄得满地脏臭,苍蝇也不会到处乱飞。环境好了,生意自然会好起来。你就说这是免费送给他的,不收钱。”小伙子照做了。果然,从那以后,木瓜摊前干净整洁,苍蝇没了踪影,顾客渐渐多了起来。

然而谢易初的用意不止于此。他还嘱咐行李员:“等你下班回家时,把桶里那些木瓜籽捞出来洗干净,拿去晒干。等这季节过完,下次我再来马来西亚出差时,会来找你。我出钱把这些晒干的木瓜种子收购回来。”

几个月后,谢易初再次赴马,果真找到那位小伙,从他手中高价买下了一批精选的木瓜种子。这些种子正是出自他当初品尝过的优质木瓜。谢易初把它们带回泰国,包装成“正大”牌木瓜种出售,在当地市场上大获好评,销售一空。

这个“塑料桶换木瓜种”的故事充分显示了谢易初的商业智慧:他善于发现被人忽略的机会,更懂得以互惠互利的方式调用他人帮助。他提供塑料桶帮助摊贩解决卫生问题,使摊贩生意好转;行李员利用业余时间清理瓜籽挣到了额外收入;而谢易初则获得了珍贵的优良木瓜种源,可谓一举多得,三方共赢。

正大庄的生意越做越大,谢易初一人忙不过来,便首先把自己排行老三的弟弟谢少飞从国内叫来泰国搭把手,兄弟俩齐心协力拓展业务。谢少飞踏实能干,很快成为谢易初的得力助手。

正大集团两位创始人:左为谢易初,右为谢少飞

随着正大庄和外国公司开始打交道,为了突破语言障碍,谢易初又高薪聘请了一位英国人专门负责对接海外业务。在那个时代,请一个洋人做员工并不多见,而谢易初识人有方,这位英国人一干就是数十年,直到八十多岁才退休,几乎奉献毕生岁月陪伴正大发展。可见,谢易初不仅善于抓住商机,也懂得用好人才,为企业注入新活力。

第二章

风云际会:第二代掌舵者的磨砺与革新 (1950s-1970s)

归燕:在故土崭露头角的少年班长

凭借诚信经营和精明手腕,谢易初在泰国站稳了脚跟。经过十几年的打拼,兄弟俩在曼谷华人商界已小有名气,正大庄成为当地值得信赖的金字招牌。这期间,谢易初也收获了家庭的幸福。他迎娶了一位同乡陈金枝女士为妻。

陈金枝原本是潮州一户富裕人家的小姐,却在一场海啸中家破人亡,流落他乡。她跟随谢易初来到泰国,夫妻二人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婚后他们先后育有四个儿子。这四个儿子依次取名为谢正民、谢大民、谢中民、谢国民。巧合的是,四个名字连在一起正好可以拼出“正大中国”。从中可以看出谢易初身在海外仍不忘故土的一片赤子之心。

正大集团第二代领导人,从左至右为:谢国民、谢正民、谢大民和谢中民

不仅在名字上表达思乡爱国,谢易初在子女教育上也刻意传承中华文化。他的几个孩子到了适学年龄,陆续被送回中国接受教育。尽管后来全家加入了泰国国籍,但谢家这一代兄弟姐妹十多人无一例外都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幼时在中国所受的熏陶功不可没。

事实上,直到1940年代,谢易初本人也是“两头跑”——长时间留在国内经营育种事业,通过香港转运种子到泰国销售,只是把泰国的店铺交由弟弟照管。然而世事难料,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通往东南亚的商路被战火切断。

恰在此时,谢易初远赴马来西亚出差,不幸被卷入日军南侵的战火,滞留当地一时难以返回泰国。而他年仅十几岁的两个大儿子当时正在四川成都求学,也因战乱与家人失去联系,被困中国内地。这场突如其来的浩劫,使得谢家父子三人滞留异乡,唯有泰国这边尚有三弟谢少飞留守,勉力支撑正大庄的业务。

战争年代百业凋敝,时局动荡下,谢少飞苦撑家业,举步维艰。好在他谨守诚信,勉力维持,终于熬过艰难岁月。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滞留各地的家人才得以辗转归来。二战结束,泰国经济开始复苏,兄弟俩抓住机遇重振旗鼓。据说他们曾靠出口鸭毛等小生意积累资金,重新站稳脚跟。无论传闻细节如何,正大庄的业务确实在战后东山再起、恢复了生机。

光阴荏苒,很快迎来了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建国初期,中国采取了相对灵活的经济政策,鼓励公私合营,并号召海外华侨回国参加祖国建设。这一号召在许多爱国华侨中引起强烈共鸣,谢易初也不例外。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满怀热忱地携家回到故乡潮汕,决心为新中国农业出力。他把泰国的业务暂交由弟弟掌管,自己专心留在潮州研究育种技术,还担任了家乡县侨联主席等社会职务,为当地农业发展贡献所长。

谢易初回国时,还特地带回了他最小的儿子——年仅11岁的老四谢国民。这位在泰国唐人街长大的小男孩,此前主要说潮州话和泰语,普通话并不流利。回国后,谢国民被安排进入汕头当地小学四年级插班就读。刚开始,他因为语言不通、环境陌生,学习上颇为吃力,一度难以融入新同学的圈子。

这时,他的班主任陈老师对他格外关照,不仅课上耐心辅导,还牺牲休息时间为他补课,帮助他克服语言障碍,融入集体。渐渐地,谢国民的国语水平突飞猛进,学业成绩稳步提升。在融入环境后,这个潮汕少年旺盛的精力和才干开始展露无遗。

小时候的谢国民就是个十足的“农家娃”性格,喜欢养鸽子、斗鸡等小动物。他经常牵着自己养的斗鸡,与邻居的小伙伴比试玩乐。此外,他还对影像很感兴趣,曾梦想将来当电影导演,常常拿着相机给同学拍照,再自己冲洗出来分送大家。

凭着这些兴趣爱好,他在同学中人缘极好。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从小就展现出出色的领导组织能力。一次,他看到班级整体成绩在年级垫底,便主动号召大家一起办补习小组,带领同学们课后集体学习。他自己不仅乐于分享知识,还善于鼓励后进。同学们在他的带动下成绩节节攀升,不到一年时间,原本吊车尾的班级竟奇迹般跃升为年级第一。此时,全班同学一致推选乐于助人的谢国民担任班长。

身为班长,谢国民更是积极组织各种课余活动。他带领同学参加校际篮球赛、拔河比赛,均取得冠军佳绩。在管理班级时,他也展现出超乎年龄的成熟。同学中有几个顽皮捣蛋、不服老师管教的“小霸王”,老师头疼不已,谢国民却愿意主动接近他们,陪他们聊天,倾听他们的故事和苦衷,用朋友般的口吻开导他们。在他的感化下,这些“刺头”也逐渐收敛,愿意听从班长的带领。

谢国民以真诚和同理心赢得了最难管的同伴的信任,维护了班级团结。他不但有号召力,还有一颗乐于分享、不自私狭隘的心,总是把自己的玩具、书籍慷慨借给同学们。这种不吝啬不计较的小小品格,正是日后能成大业者身上早早显露的素质。

显而易见,谢易初的这个小儿子从少年时代起就展现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仁厚品格,也因此成为家族关注的接班人选。谢国民在汕头从小学四年级读到初一,随后又随家人搬到广州继续学业。不久,他再次转学到香港,直到17岁高中尚未毕业便离开校园。

此时已是195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环境经历了巨变。当初载誉归国建设家乡的爱国侨领谢易初,因为土改和公私合营政策的变化,身份忽然从座上宾变为“资本家”“地主”,他辛苦经营的汕头种子公司和农场也被政府充公收归国有。所幸谢易初本人因早年积劳成疾,恰在那动荡前夕赴香港开刀治病,在香港休养期间目睹国内风云突变,才侥幸躲过了政治运动的冲击。如果他当时仍留在潮州,恐怕难免遭受批斗厄运。

面对变幻莫测的局势,谢易初不得不含泪离开魂牵梦绕的故土,再次移居香港,随后返回泰国。他的幼子谢国民这时也不得不中断在香港的学业,跟随父亲回到泰国老家身边。1956年前后,17岁的谢国民告别中国,回到了自己幼年离开的泰国,此时距离他当年随父亲回乡不过短短六七年。而泰国的正大庄,在谢易初回国期间,一直由三弟谢少飞和几个年长儿子照管经营,并已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淬炼:从码头管猪到“曼谷蛋总”

上世纪五十年代,东南亚经济蓬勃发展,泰国的农业也不断现代化。谢易初不在的几年里,他在泰国的几个儿子也逐渐长大成人,开始参与家族事业。谢家的长子谢正民、次子谢大民在国内完成中学学业后,战后回到泰国帮三叔(谢少飞)料理生意。他们年轻有闯劲,不断为家业注入新思路。

比如,早在1953年,谢正民便敏锐地提出:光卖蔬菜种子和农药化肥还不够,还可以开拓畜禽饲料业务。随着泰国畜牧业的发展,配合饲料的需求将越来越大,如果现在进入,将来一定大有可为。

在他的倡议下,谢家开始试水饲料生产。同年,他们对正大庄进行了改组升级——不再是传统作坊式的“庄”,而是正式注册了一家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取了一个泰文名字 “Charoen Pokphand”(中文音译“卜蜂集团”)。在泰语中,这个名字意为“繁荣昌盛、大众产品供应公司”,寄寓着生意兴隆、造福大众的愿景。从此,正大庄迈向公司化经营,并逐步以“卜蜂”或“CP”作为品牌在国际市场拓展业务。

当谢国民回到泰国时,正好赶上家族企业从第一代向第二代交棒的新阶段。父亲谢易初因国内变故身心俱疲,逐步退居幕后,由他的几个儿子接管前台经营。为了让最小的儿子历练本领,兄长们并未让刚归来的谢国民坐享其成,而是要求他从基层做起。在家族企业的曼谷总部里,十几岁的谢国民和普通员工一样擦桌子、扫地、跑腿,从收银员这样的最低职位做起,一步步熟悉业务、锻炼自己。

没过多久,一个锻炼谢国民能力的机会来了。谢大民(老二)当时负责公司一块重要业务:向香港出口活猪。每天都有载满活猪的货船从泰国出发,数日航程后运抵香港。当时的运输条件简陋,一艘船通常塞进两三千头生猪,猪挤猪拥,空间狭小,长途颠簸下,经常大批猪在途中因拥挤、惊吓、生病而死亡。每趟船到岸,死掉的猪少则几十、多则上百,对于卖方和买方都是巨大损失。谢大民决定让弟弟谢国民来负责这一环节,并出了个考题给他:“你想办法减少运输途中的生猪死亡率。每比原来少死一头猪,我奖励你100泰铢!”

彼时的100泰铢颇具诱惑力——相当于能在香港最高级的餐厅痛痛快快搓一顿了。年轻的谢国民闻言,大受激励,暗下决心要大干一场。他没有贸然行动,而是先亲自跑到码头,实地观察整套装船运输流程。经过一番仔细的现场调查,他很快发现:猪在船上大量死亡,很大程度上与颠簸碰撞有关。船头位置迎风破浪,晃动最大,猪群被摇晃得东倒西歪,互相踩踏碰撞,惊恐之下容易受伤致死;再加上有时暴雨日晒,缺乏遮蔽,猪更容易生病虚弱。如果能想办法减少船头拥挤、为猪遮风挡雨,也许就能降低死亡率。

拿定主意后,谢国民召集码头装卸工人,对他们说:“请大家在装船时,不要把猪群都赶到船头去,尽量分散到船中部和尾部。另外,如果遇到风雨天气,请帮忙用篷布给猪群遮一遮。”工人们一开始并不上心——他们未必理解这样做的意义。

谢国民于是抛出激励:“每减少一头死猪,我拿出50泰铢奖赏给你们。大家一起努力,把猪崽照顾好。”这一招果然奏效,有钱拿又不费事,工人们乐于配合。自那以后,每次运输前,装卸工们都会按照谢国民的要求,合理调整猪只在船舱的分布,还在甲板上为猪群搭设临时遮盖。结果立竿见影:长途运输中的猪只死亡率明显下降,有的航次比以往减少死亡几十头。谢国民信守承诺,拿出奖励与工人们分享。

通过这一役,年轻的谢国民不仅赚到了人生第一桶奖金,更悟出了两个道理:其一,管理细节和科学方法可以大幅提高效率、降低损耗;其二,适当让利于人、奖励合作伙伴,可以最大程度调动积极性,实现双赢。这正印证了父亲当年的教诲——“不吝啬,懂分享,才能做大生意”。在实践中,谢国民体会到“慷慨”的力量:自己本来就不小气,如今更坚定了愿意拿出利益与人共享的信念。

在公司基层摸爬滚打两年,谢国民积累了宝贵的第一线经验。这时,一个更大的锻炼机会出现了:泰国政府与卜蜂集团合资成立了一家农产品合作社,垄断经营曼谷地区的禽蛋出口业务。因为谢国民在基层表现出色,二十出头的他被委以重任,出任这家合作社的经理,负责统筹曼谷所有鸡蛋、鸭蛋、鹅蛋的对外出口。

当时合作社具有专营权,等于是全国蛋品出口的总调度,如此重要的岗位极大地锤炼了他的管理才能。谢国民在“曼谷第一蛋总”的位置上干练果敢、业绩突出。然而好景不长,国际形势的变化再次影响了他的职业轨迹。

进入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中国为了偿还前苏联援助贷款,不得不大量出口农副产品换取外汇。中国体量巨大,一时间包括鸡蛋在内的农产品倾销亚洲市场,价格狂跌。泰国合作社的蛋品出口业务受到沉重打击,入不敷出,最终政府只好解散了合作社,谢国民也因此暂时失业。无奈之下,他离开公职岗位,又回到家族企业里继续效力。

革新:破除裙带,再造卜蜂

当谢国民重新回到卜蜂集团时,家族企业的版图已今非昔比。经过几十年积累,卜蜂已成长为泰国首屈一指的农业企业。大哥谢正民是公司董事长,二哥谢大民任总经理。见四弟赋闲在家,二哥爽快地将总经理的位置让给了他,自己则转而负责开拓贸易和筹建工厂等新业务。

从这一细节也可以看出,谢国民虽为年纪最小的弟弟,却在兄弟中赢得了信任和认可——他在合作社的出色表现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兄长们相信他能胜任领军人物的角色。

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卜蜂集团,已是泰国最大的饲料生产商。谢国民走马上任,主抓集团的核心饲料业务。当时的卜蜂集团虽然经营规模不小,但管理模式上仍保留着传统华商家族企业的色彩:公司内亲属众多,诸如“大嫂管账”“七姑八姨人人有职”等现象比比皆是。这种裙带风气导致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矛盾滋生。久经磨炼、目光长远的谢国民敏锐地意识到:要把企业做大做强,必须破除家族管理的桎梏,引入现代企业制度。他决心对公司进行一次大胆的“手术”。

首先,他顶住压力,推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简单说,就是让不合适的亲戚从管理岗位退下来,只享受股东收益,不再干预公司日常经营。为了安抚亲族,他制定了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方案,确保每位家族成员都能得到相应的股份和分红,“躺着赚钱,安享清福”,没有人因此吃亏。

与此同时,他从公司外部延揽职业经理人,引进现代管理理念,建立规范的财务制度和人事制度。这一系列改革举措,在当时无疑冒着极大风险——许多东方式家族企业的内部矛盾往往就爆发于此。然而谢国民手腕高超,加之谢家兄弟姐妹也颇讲情义,在改革中都以大局为重,没有爆发激烈冲突。最终,卜蜂集团成功地完成了治理结构转型,从一家家族作坊蜕变为分权明晰、运作高效的现代企业。

经过改革洗礼,卜蜂集团如同装上了新引擎,发展驶入快车道。短短五年里,公司业绩连上台阶,规模迅速扩大。谢正民看到四弟卓有成效的领导,大为欣慰。他认为,是时候把董事长的重担也交给谢国民了。于是,这位开创卜蜂集团的长子主动让贤,将集团最高决策权移交给了年富力强的弟弟。

谢正民的谦逊气度,为人们津津乐道——他真正做到了知人善任、功成身退,为弟弟腾出了更广阔的施展舞台。同时,他还有另一番良苦用心:放权不等于撒手不管,他希望谢国民眼界更开阔,带领卜蜂走向国际。为此,他极力支持四弟去海外学习先进经验。

当时,卜蜂集团已经同一些跨国公司开始合作,例如与美国洛克菲勒家族旗下的大型饲料加工企业建立业务联系。谢正民鼓励弟弟赴美考察,“走出去看看世界级企业如何经营”。起初,谢国民有些犹豫,一来路途遥远花费巨大,二来集团事务正忙抽身不易。然而大哥态度坚决:“这钱花得值!你务必亲自去美国走一趟,开开眼界。”在兄长的支持下,谢国民踏上了飞往大洋彼岸的旅途。

腾飞:一只鸡撬动的产业帝国

事实证明,这次美国之行成为卜蜂集团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谢国民在美国亲眼见识了现代化农牧业的恢弘规模和科学管理,他拜访了当时美国最先进的养殖场和饲料厂,引进了优质的种鸡品种,更学到了全新的经营理念。归国之后,他马不停蹄地将所见所学应用于卜蜂集团的改革创新中。

他从美国引进了优良的肉鸡品种和成套养鸡技术,准备大干一场。当时卜蜂的主营业务还是饲料生产,但谢国民意识到,仅卖饲料利润有限,如果能在畜禽养殖上打开局面,向产业链下游延伸,将大有可为。

他决定开创一种“公司+农户”的合作养殖模式:卜蜂集团负责提供苗种、饲料和技术,千家万户的农户负责饲养生长,最后公司再统一回购产品进行加工销售。这种模式听起来简单,却是对传统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大胆革新。

具体而言,卜蜂集团承担起“小保姆”的角色:他们承诺为签约养鸡户提供全方位支持——从协调银行贷款帮助农户建鸡舍,到出售健康的雏鸡苗、源源不断供应营养饲料,再到定期派兽医上门检疫、防治疫病,一条龙服务包到底。农户要做的,就是安心按照公司的标准把鸡养好。鸡只成熟后,公司以保底价全部回收。这种保姆式契约养殖极大地降低了单个农户的养殖风险,也提高了养殖科学性和规模效益。

然而在推行初期,不少乡村养殖户将信将疑。他们从未听过如此“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担心其中有诈,甚至有人把卜蜂集团当成骗钱的骗子。谢国民没有气馁,他挑选了少数几户愿意尝试的农民签约合作,手把手教他们养鸡。

在公司的扶持下,这些农户第一批试养的上万只肉鸡果然成活率高、生长迅速,出栏后公司以优价全部收购。看到真实效益,附近的农民才纷纷放下疑虑,主动找上门要求合作。很快,这种模式便在泰国乡村遍地开花。原本一个农户只能养几十只鸡,如今签约后动辄养几千上万只鸡;原本传统散养周期长、易生病,如今有科技和资金保障,出栏率和质量都大大提高。泰国的养鸡业因此实现了一次飞跃式的发展。

小小一只鸡,竟让卜蜂集团飞上了枝头。谢国民后来回忆说:“如果没有那次去美国取经,没有把他们的模式学回来,就没有后来的卜蜂集团。”他幽默地提到,当年父亲决定让他接班时曾半开玩笑:“你小时候就爱养这些鸡鸭鸽子,那今后养鸡场的生意就交给你吧!”或许是冥冥中自有天意,童年养鸡的爱好真的成就了他日后的宏图大业。

养鸡业务的成功,意义远不止增加了一项盈利来源。它标志着卜蜂集团完成了农业产业链从上游到下游的整合:原本公司业务停留在“卖种子、卖饲料”阶段,现在向下延伸到了“养殖畜禽”“加工食品”“品牌零售”等终端环节。从玉米种子到饲料、从活鸡到炸鸡块,整个链条中的每一个环节卜蜂都一手包办,形成高度垂直整合的大型农牧产业体系。完全的产供销一体化使得卜蜂集团在效率、成本上拥有了巨大的竞争优势,也筑起了很高的行业壁垒。

有了养鸡成功的范例,谢国民趁热打铁,将同样的合作模式复制到其他畜牧领域。很快,他们又开展了养猪项目:公司提供小猪仔和饲料给农户,等肉猪育肥成熟后统一收购加工成冷鲜猪肉和肉制品。随后,鸡鸭鱼虾等各类养殖都纳入了卜蜂集团的版图。凭借扎实的一、二、三产业贯通能力,卜蜂集团在泰国国内迅速崛起为农业产业龙头。

企业内功练强之后,谢国民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其实早在父亲谢易初时代,正大庄就与日本、马来西亚等国的公司有生意往来,但规模有限。如今,卜蜂集团已具备雄厚实力,开始大胆“走出去”。上世纪70年代,卜蜂陆续在亚洲多国拓展业务,输出成熟的农牧业模式。

比如,他们成为日本大量畜禽产品的重要供应商,从鸡肉、鸭肉到猪肉、水产,源源不断出口日本,丰富了日本人的餐桌,以至于当时很多人戏称“泰国成了日本的厨房”。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凭借超前的理念和稳健的运营,70年代末的卜蜂集团业务遍及亚洲各地,一跃成为全亚洲最大的现代农牧企业。

然而,在卜蜂集团的亚洲版图上,还有一块留白——他们梦开始的地方,中国大陆。由于历史原因,从谢易初1950年代离开潮汕算起,到70年代末改革开放前的二十余年里,卜蜂集团一直未能在中国大陆开展业务。这片热土曾经是谢家事业的起点,也是他们时刻魂牵梦萦的故乡市场。谢国民明白,这块拼图终将要补上。

第三章

春归故里:一个侨商的赤子之心 (1979-1990s)

回归:“001号”外资执照的时代印记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各项政策逐步松绑,对外开放的大门开启。1979年7月,中国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鼓励利用外资,吸引海外华商回国投资。这一消息传来,远在泰国的谢国民欣喜万分。他意识到,阔别多年的祖国大地正迎来久违的春天。于是在1979年底,他迫不及待地率队“杀回”中国大陆,成为第一批回国投资的海外华商。

回国后,谢国民首先做了一件令人感佩的事情:他回到幼年插班就读的汕头小学,去探望当年的启蒙恩师陈老师。此时将近30年过去,陈老师一家过着清贫的生活,三口人挤在仅六七平米的小房间里。忆及当年老师对自己的无私关怀,谢国民感慨万千,决意要报答师恩。他提出要给老师一家买一套带小院子的宽敞房子养老。然而淳朴的陈老师连连摆手推辞,不肯接受这份厚礼。

拗不过老师,谢国民只得退而求其次,先请老师一家搬到谢家在汕头的旧居暂住。后来汕头兴建了新式居民楼,他终于为恩师购置了一套宽敞公寓,将老师一家安顿其中。这个插曲虽小,却展现了谢国民重情重义的品格:饮水思源,不忘师恩。

当然,回国探亲叙旧只是开始,谢国民此行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在中国寻找投资契机。1980年,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正式成立,各项优惠政策吸引四海资金。卜蜂集团敏锐地抓住机遇,与美国大陆谷物公司合资,在深圳兴建了一座现代化饲料厂。这家合资企业取了一个大有来头的名字:“正大康地”,其中“正大”二字正是沿用了谢易初当年在曼谷创办菜种店时的老招牌,以示溯本求源、初心不改。

从此以后,卜蜂集团在中国一律以“正大集团”的名义对外经营(在国际市场仍使用“卜蜂/CP”)。更具有历史意义的是,正大康地成为深圳市政府颁发的“001号”中外合资企业执照持有者——也就是说,正大康地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注册成立的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这份荣誉,令谢国民和正大集团倍感自豪。至今,深圳博物馆中仍珍藏着1981年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上面的“深外资字0001号”正是颁给正大康地的。

1982年,深圳正大饲料厂正式建成投产。紧接着,正大集团在深圳附近配套建立起养鸡场、养猪场,将泰国“一条龙”模式直接复制到了中国特区的土地上。饲料生产、畜禽养殖、肉食品加工,环环相扣。

深圳项目取得成功后,正大乘势而上,将投资触角伸向中国更多省市:在汕头,他们开办了地毯加工厂(拿下汕头市首张合资企业执照);在上海、成都、哈尔滨等地,陆续兴建饲料厂和养殖场。到80年代末,正大集团已成为中国饲料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正大的饲料价格并不便宜,往往比市场均价高出一大截,但依然供不应求、门庭若市。原因何在?正是因为正大不只是卖饲料,更把全套养殖技术和服务一并奉上,附加值远高于一袋简单的饲料本身。对于那些渴望提高产量、又缺乏技术和资金的中国农户来说,正大提供的简直是梦寐以求的“福音”:买了他们的饲料,就等于有专家指导、有保价回收,养猪养鸡心里有底,贵一点也是值得的。

正大集团在中国推行的这一套“公司+农户”模式,对彼时中国的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有识之士从中看到了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四川农村的一位青年刘永好,当时正计划下海创业。1987年,他在家乡成都亲眼目睹了农民排长队购买正大猪饲料的一幕,大受震动:原来饲料生意竟如此火爆!

他瞬间茅塞顿开,决定将事业重心转向饲料行业。此后,刘永好兄弟创建了今天中国最大的饲料企业之一——新希望集团。可以说,正大集团把先进的产业理念带进中国,不仅自身获利,也激发了本土企业家的灵感,推动了中国农业产业的升级换代。

远见:《正大综艺》,一次超越商业的投资

除了农业领域的投资,正大集团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还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深入千家万户。上世纪80年代末,谢国民在大陆出差时喜欢闲来看看电视,但当时中国的电视节目类型单一,很少有令他感兴趣的。

他突发奇想:自己从小喜欢影视,不如尝试投资制作电视节目,丰富中国观众的文化生活。1989年,谢国民邀请了台湾资深电视人翁炳荣先生合作,在香港和上海成立节目制作公司,筹划一档全新的综艺节目。

节目灵感来源于台湾早年的热门栏目《世界真奇妙》,形式是介绍世界各地风土人情和旅游见闻,同时穿插有奖问答。经过精心筹备,这档名为《正大综艺》的节目于1990年4月登陆中央电视台,每周日黄金时段播出。一经推出便轰动全国,成为无数中国观众每周必看的精神大餐。

作为中国电视史上较早的一档大型综艺节目,《正大综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开风气之先。它的主持阵容新颖活泼:有相声艺术家姜昆,有当时年仅22岁、通过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才女杨澜,之后赵忠祥、程前、王雪纯等名嘴也先后加入主持行列。据说后来杨澜决定赴美国留学深造,谢国民还慷慨资助了她的全部学费,足见他对人才的提携爱护。

《正大综艺》的节目风格轻松活泼,又充满知识性,与彼时央视庄重刻板的调性截然不同,令观众耳目一新。节目通过猜谜闯关,引出对世界各国自然人文的介绍,口号是“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极大地拓宽了中国百姓的视野。很多年轻人正是因为观看了《正大综艺》,第一次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向往,萌生出出国求学、周游列国的梦想。

这档节目不仅屡创收视奇迹,也成为正大集团在华的活招牌。“正大”两字因为《正大综艺》家喻户晓,正大集团借此在中国进一步打开了知名度。节目片尾曲《爱的奉献》动人心弦,广为传唱,更使得“正大”品牌在观众心中平添了亲切感和美誉度。

日后,正大集团在大陆布局的许多产业都多少借了这档节目的“光”。例如,正大在各地投资兴建了大型商业综合体“正大广场”,开办了摩托车厂“正大大阳”(曾请著名影星巩俐代言“心随我动,大阳摩托”),进入制药领域创立“正大制药”等等。这些带有“正大”字样的项目,由于观众对“正大综艺”的好感,往往一亮相就获得了超高关注度,可谓无形中赢在起跑线。

信步:从叩开中南海到落子浦东

1990年春天,在北京参加《正大综艺》开播仪式期间,谢国民获得了一次瞩目的会面机会——他受邀前往中南海,拜访了时任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这并非两人首次谋面,早在80年代,他曾随泰国总理代表团见过邓公,但都是走过场的集体会晤。而这一次,是以卜蜂集团董事长的身份单独受邀。

几个月后,另一位著名华商郭鹤年(马来西亚首富)也在北京见到了邓小平。邓公在1990年前后密集会见东南亚华商巨擘,显然是有深意的:这些企业家在大多数人对大陆观望迟疑时,便率先大举投资中国,是胆识更是情怀。中国政府对这样的“敢为天下先”之举报以最高礼遇,以资鼓励。一时间,华商们倍感振奋,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海外华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更是空前高涨。

就在邓公会见后的当年,谢国民又做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决定:投资参与上海浦东的开发。当时的浦东还是大片阡陌农田,不少香港商人认为那里“鸟不生蛋”,不愿冒险涉足。但谢国民却坚信浦东终将崛起。他主动请缨,从修路这样的基础设施干起,为浦东开发贡献真金白银。

90年代初,他先后投入4.5亿美元巨资,在浦东陆家嘴滨江地带兴建起一座现代化大型购物中心——上海正大广场。正大广场位于东方明珠塔旁,于2002年正式开业,成为浦东新区的商业新地标。

除了商业地产,谢国民还在中国零售业进行了更直接的探索。1997年6月,正大集团在上海浦东开出了大陆第一家大型综合超市,取名“易初莲花”。“易初”二字,正是为纪念父亲谢易初;“莲花”则是泰国的国花。易初莲花超市引入了许多国际连锁卖场的先进管理模式,在中国消费者中赢得良好口碑。

此后,正大集团陆续在全国开设易初莲花分店。不过,由于进入时间较早、竞争者众多等原因,易初莲花未能像后来者那样迅速扩张。2007年起,正大将中国超市业务品牌更名为“卜蜂莲花”,以与国际品牌统一,同时“易初”二字则专用于慈善公益领域。尽管调整策略后卜蜂莲花仍未成为超市业巨无霸,到2022年在中国仅经营百余家门店,但它见证了正大集团在中国零售业从摸索起步到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

布局:7-Eleven背后的零售王国

事实上,正大集团对零售业的兴趣由来已久,而且在泰国本土取得过巨大成功。早在1988年,卜蜂集团就取得了美国7-Eleven连锁便利店在泰国的特许经营权。凭借强大的执行力和渠道能力,他们将7-Eleven发展成为泰国零售业的一面旗帜。短短几十年间,7-Eleven门店几乎开遍泰国城乡,被戏称为“泰国人第二个家”。无论城市街头还是乡野小镇,总能看到熟悉的红绿橙招牌闪耀。

7-Eleven在泰国的成功,不仅为正大集团贡献了稳定的现金流,更被谢国民用来作为多元化布局的平台。他独辟蹊径,通过7-Eleven强大的销售网络去“反向发现”商机:一旦某种商品在7-Eleven卖得特别火,正大集团就顺藤摸瓜,要么将该商品的供应商收购过来纳入麾下,要么干脆开发自有品牌直接供应7-Eleven。

运用这种策略,正大在泰国零售业全面开花:从便利店现制烘焙食品、盒饭,到供应链物流、冷链仓储,再到便利店后台的设备维护、支付系统,甚至金融、大数据服务,都培育出一系列子公司,而且不少已经成为泰国行业翘楚。

例如,为7-Eleven店铺提供制冷设备维护的部门,后来发展为泰国最大的零售设备公司;7-Eleven的区域配送中心,扩张为泰国规模最大的物流企业之一;而当初为了给便利店代收话费成立的小型电信部门,几经发展成了泰国主要的电信运营商之一“True”。可见,凭借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握和产业链的灵活延伸,正大集团在泰国国内构筑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

到90年代中期,正大集团的主要业务版图可以概括为三大块:一是农牧业和食品加工,这是安身立命的老本行;二是零售业,包括7-Eleven便利店、莲花超市等;三是通信和媒体业,如True电信、正大电视节目等。

这三箭齐发,使得正大集团在泰国的经济影响力举足轻重。当时泰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时期,GDP多年保持接近两位数的增幅,被誉为“亚洲四小虎”之一。1996年,泰国人均GDP达到3054美元,约为同时期中国大陆的3.8倍。在热钱涌入、信贷扩张的大环境下,正大集团凭借自身实力和雄心壮志,大举借债投资、跑马圈地,集团版图极速扩张。然而,企业的发展总不会一帆风顺。

第四章

惊涛拍岸:穿越风暴的坚韧与远见 (1997-2010s)

抉择:亚洲金融风暴中的“断臂求生”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东南亚经济潜藏的泡沫日益膨胀,终于在1997年破裂。当年7月2日,泰国政府不得不放弃坚持了14年的泰铢固定汇率制,泰铢当天贬值17%,亚洲金融危机由此爆发。危机猛烈冲击泰国:短短几个月内,泰铢对美元汇率累计下跌近一半,曼谷股市狂泻七成,银行挤兑风潮四起,超过半数金融机构倒闭,大批企业资金链断裂走向破产。泰国经济一夜之间由盛转衰,繁华梦碎。

正大集团首当其冲。作为泰国资产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他们在危机前高杠杆扩张的弊端暴露无遗:一方面集团拥有巨额以美元计价的外债,泰铢贬值令债务负担成倍增加;另一方面,银行抽贷和消费低迷造成现金流紧张,诸多在建项目被迫停工。可以说,正大集团面临着自创立以来最严峻的生存考验。

危急关头,谢国民展现了卓越的领导魄力和果断决策。他当机立断采取“断臂求生”策略,忍痛变卖优质资产,换取现金渡过难关。首当其冲出售的是集团旗下前景光明却非核心的新业务。比如,谢国民决定将泰国本土发展势头正旺的莲花连锁超市大部分股权出售给英国特易购(Tesco)集团。莲花超市是谢家苦心经营多年的零售品牌,但与其守着零售业务一起沉没,不如壮士断腕,保全根基——他深知农牧和食品产业才是谢家安身立命的“祖产”,绝不能轻易动摇。此外,正大集团还陆续出售了若干非战略性资产,例如将上海的大阳摩托车项目股权转让他人,以回笼宝贵资金。

与此同时,对于那些事关长远、意义重大的投资,谢国民则竭尽全力也要保住。他对中国大陆市场前景始终充满信心,因此无论如何也不愿放弃在华的重要布局。上海正大广场项目在金融危机中一度因资金链断裂几近烂尾,谢国民不惜四处举债融资,硬是把正大广场建设资金凑齐,终于令其在2002年顺利开业。同样,易初莲花在华超市网络、正大制药等关键项目,他也全部咬牙坚持下来,没有在低谷中贱价变卖。

归来:“孩子,我来接你回家了”

经过一系列果断而艰难的自救举措,正大集团挺过了风暴的中心地带。虽然元气大伤,但核心产业保住了根,反而因祸得福:金融危机期间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价格逆势上涨,卜蜂集团的农牧食品业务利润不降反升,为再度腾飞积累了动能。更令人敬佩的是,谢国民当年许下的诺言——“他日一定要把卖掉的产业买回来”——后来也逐一兑现。随着集团财务状况好转,谢国民开始伺机将当年卖出的产业逐步收购回来。

2013年,正大集团斥资约66亿美元,买下了荷兰财团手中泰国万客隆(Makro)连锁超市的控股权(64.35%),并随后对余股发起要约。这家大型批发卖场正是1997年危机中谢国民被迫出售的产业之一,16年后终于重新回归谢家怀抱。

2020年,正大集团又联手泰国财团,从英国Tesco手中收购了泰国和马来西亚地区全部的莲花超市业务,总价超过百亿美元,创下泰国企业并购史之最。历经二十载沧桑,当年的“莲花”终于回到“易初”身边。谢国民感慨地说:“出价多少都不是问题。重要的是,那本来就是我们的‘孩子’,只是被别人领养大了。如果他们表现优秀,我没有理由不把他们接回家。”

凭借在危机中的卓越表现,谢国民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肯定。2003年,他入选美国《财富》杂志“全球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榜单,成为极少数获此殊荣的华人企业家之一。2008年,中国国务院侨办牵头成立中国侨商联合会(最高级别的华侨企业家组织),谢国民众望所归,当选首任会长,后来又连任多届,成为在华侨商圈极具号召力的领军人物。

执棋:成为中国平安与中信的股东

进入21世纪后,正大集团在巩固主业的同时,继续多元化扩张,在全球范围内投资布局。尤其在中国市场,谢氏家族以更大力度参与经济发展。2000年,谢国民的侄子谢炳创建中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专注于创新药研发,如今已跻身中国十大药企之列。正大集团旗下的正大制药则先后控股或参股了正大天晴、北京泰德、三九胃泰、青春宝等20多家中国知名药企,在医药健康领域占据重要地位。

在金融和综合行业方面,正大集团更是手笔不凡。2012年底,正大耗资约727亿港元,从汇丰银行手中购入中国平安保险15.57%的股份,一举成为平安最大的单一股东。2015 年,正大与伊藤忠通过合资平台向中信有限公司投资约 803 亿港元;完全转换后持股约 20%,成为中信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这些惊人的投资举措,显示出谢氏家族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信心和深耕布局的决心。

当然,商场如战场,知进退方能立于不败。2023年10月,正大集团做出一项引人注目的决策:主动撤回了旗下农牧板块公司在上海A股的IPO申请。当时生猪市场正处低谷,公司盈利不佳,加之监管部门趋严,贸然上市并非良机。谢氏家族权衡利弊,决定暂缓融资计划,待猪周期回暖后再择机推进。这一进退有据的明智之举,再次体现了谢国民务实稳健的经营风格。

第五章

基业长青:百年帝国的传承法则 (2010s至今)

版图:一个“隐形”的全球商业帝国

时至今日,历经一个多世纪风云变幻,正大集团已发展为横跨农牧食品、零售连锁、电信科技、金融投资等多领域的跨国巨擘,业务遍及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员工总数超过45万人。2024年,集团全球销售额约1022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一年的GDP。谢氏家族也多年蝉联泰国富豪榜榜首。

尽管正大集团在普通消费者中的品牌知名度不像某些消费品巨头那般响亮,但在幕后,它为千家万户源源不断提供着食品、商品和服务。正如中国的蒙牛伊利之于其上游的饲料企业新希望、温氏一般,正大集团也是泰国这样一位“隐形冠军”,低调地支撑起国家的粮食供应和商业网络。

传承:打破魔咒,交棒第三代

令人称道的是,“富不过三代”的古训在谢氏家族身上被成功打破。自谢易初创业算起,如今谢家产业已传承至第三代、即将迈入第四代,依然兴旺发达。第二代掌门人谢国民出生于1939年,如今已86岁高龄。

他在2017年卸任正大集团董事长,转任“资深董事长”,将日常经营重任交给了自己的儿辈。这个“资深董事长”的称号在国际商业界颇为罕见,可理解为董事会名誉主席、企业教父般的存在。

目前,谢国民的长子谢吉人(1964年生)担任正大集团董事长,三子谢榕仁(1967年生)出任集团CEO。次子谢汉仁(又名谢明星)则曾长期负责正大在中国的易初莲花超市业务,但由于业绩一般,在集团中的地位相对次要。

除了三个儿子,谢国民还有两位女儿,也各有一番事业:大女儿曾在投资行业磨练数年,后来投身教育领域,创办了高品质的国际学校;小女儿谢春梅则专注房地产和投资业务,同样成绩斐然。谢氏家族第三代人才辈出,第四代也开始崭露头角

对于百年基业的传承,谢国民早有周详规划。他与兄弟们曾约定企业高管每十年需新老交替,以保持活力。2017年交权时,他便着手为下一轮交接培养人选。

他表示,到2027年,自己将完全退出董事会,让长子谢吉人接任资深董事长,三子谢榕仁晋升董事长,而CEO职位将从第四代家族成员或职业经理人中选拔接班人。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一个更加职业化和年轻化的管理团队将执掌正大集团的航舵,引领这艘商业巨轮继续乘风破浪。

终章·涛声未尽

遥想百余年前,潮州少年谢易初为生计所迫,踏上南渡暹罗的孤旅;百年后的今天,谢氏家族的商业版图已然星罗棋布,将昔日唐人街的种子铺,浇灌成享誉全球的商业帝国。这幅波澜壮阔的画卷,记录了战争离乱的颠沛,也抓住了时代变革的机遇;镌刻着家族几代人的荣光与梦想,也熔铸了商业浪潮中的决断与坚守。

栉风沐雨,世纪轮回,正大集团始终恪守着“利国、利民、利企业”的原则,将“正大光明”的信念,从一粒种子、一袋饲料,延伸至万家灯火的餐桌与日常。从潮汕到暹罗,从曼谷到世界,谢氏家族的故事,不仅是海外华人奋斗史的辉煌缩影,更是一部诠释着诚信、创新与坚韧的商业文明启示录。

然而,商业帝国的版图扩张与事业成功,仅仅是故事的“上篇”。比缔造财富更难的是守护财富,比开疆拓土更具智慧的是基业长青。一个横跨四代、拥有数百位家族成员的商业王朝,是如何在百年风云中凝聚共识,打破“富不过三代”的古老魔咒?

在庞大的家族内部,他们设立了怎样独特的治理结构与议事规则,来平衡亲情与制度、集权与分权?在后代教育上,谢氏家族又秉持着何种理念,去培养既能继承家业又能开拓创新的接班人?

  • 治理之问:谢氏如何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持续校准“家族—职业经理人—公众股东”的三角关系?
  • 接班之问:十年一次的新老交替机制,如何与行业周期同步,避免“人事更替”与“产业时钟”错拍?
  • 教育之问:第三、四代的人才培养,如何在“全球化视野”与“落地执行能力”之间取得平衡?
  • 风险之问:当平台化扩张遇到监管与地缘不确定,家族层面的“保险丝”如何设计(股权、信托、宪章)?
  • 使命之问:在“产业 + 投资”双轮驱动下,家族如何确保价值观在组织内外的可传承性? 这些关于家族治理、财富传承与后代教育的深层智慧,正是这艘商业巨轮得以行稳致远的“压舱石”。在下篇中,我们将深入探寻正大集团的B面——谢氏家族内部的传承密码与治理哲学。

参考文献:

1.正大集团官网

2.薛增一,《谢易初先生传》,中国华侨出版社,2023

3.《我的履历书——谢国民》(30回连载),日经中文网

4.《天下潮商系列丛书》(总主编:陈少斌;多卷本,收录对谢国民等潮商的深度访谈与图文资料),天下潮商传媒

5.“0001号”泰国首富谢国民专访报道,南方网/南方日报(含改革开放早期在华投资口述史)

  1. 《起底泰国正大集团背后的掌舵者:谢氏家族》 扑克投资家

  2. 《曾经失去的加倍要回来,泰国首富20年王者归来!》 杨凯

8.Pavida Pananond,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Thailand CP Group’s International Expansion,ISEAS Publishing

9.William C. Kirby;Tracy Yuen Manty,CP Group: Balancing the Needs of a Family Business with the Needs of a Family of Businesses,Harvard Business School

10.Jasper Goss;David Burch;Roy E. Rickson,Agri‑Food Restructuring and Third World Transnationals: Thailand, the CP Group and the Global Shrimp Industry,World Development

11.Akira Suehiro,Capital Accumulation in Thailand, 1855–1985,Silkworm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