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终于离开了渔网似的城市，
那以窒息的，干燥的，空虚的格子
不断地捞我们到绝望去的城市呵！
而今天，这片自由阔大的原野
从茫茫的天边把我们拥抱了，
我们简直可以在浓郁的绿海上浮游。
—穆旦·《原野上走路》节选
行走
4月8日自滇越铁路徐家渡站出发，经过澄江、宜良、呈贡、五华四个县区，与南盘江同行，途经徐家渡、滴水、宜良、水晶坡、可保村、凤鸣村、阳宗海、大营、水塘9个车站，26次在隧道内经历黑暗光明，共行走52公里，超过10万步，一路看山、看水、看村落，抵达西南联大。
多数时间行走在滇越铁路上，木头的枕木，铁的枕木，水泥的枕木，交替往复，简单且重复，伴着呼吸，顶着骄阳，迎着微风，听着鸟鸣，看着花开，就这样走着。
可是，为什么行走呢？第一天晚上大家席地围坐，促膝而谈。
有人说：西南联大那段历史令人神秘且神往，而重走他们走过的路，仿佛跨越时空，与历史上的他们握手。
有人说：止语行走，期待找到久违的宁静平和。
有人说：人生，在于体验和探索，未曾经历过的体验，心向往之。
有人说：朋友说，走5天减6斤，我欣然而来。
有人说：享受这次行走吧，给自己充一次电。
有人说：不抱目的的行走，纯粹的行走，是我给自己的要求。
**每一步行走，都是向内心深处的一次探险。**当我们脱离了日常的喧嚣和熟悉的环境，踏上那条只属于自己的小径，心灵的窗户便轻轻敞开，让平日隐藏的自我，缓缓步入阳光。这行走，宛如禅修，静静聆听脚步与心跳的和谐乐章，那些被忽视的感受和被埋没的思绪开始清晰起来，如泉水般涌流。
这不只是自我对话，更是一种自我照见，没有伪装，没有外界的干扰。正是在这种纯净的自省中，我们逐渐洞悉自己的真实感受，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与局限，揭开那些深藏的恐惧与渴望。
随着每一步深入，身体的疲惫逐步累积，而心灵却在这疲惫中找到了一种升华。身体的每一次消耗似乎都转化为心灵的滋养。每个人的步伐都有其独特的节奏，如同生活的个性印记。行走，既是对身体的挑战，亦是对心灵的磨砺。
行走时，我们在自然的怀抱中探路，跨越一节节轨道，这种简单和重复，仿佛是生活的缩影，日复一日，步伐一致。然而，正是在这种看似单调的重复中，我们有机会深入探索自我，发现那些平时被忽略的细微之处。
就像绘画或音乐的练习，重复是技艺提升的必经之路。在行走中的重复，我们开始注意到那些不曾察觉的内在声音，意识到自己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保持着哪些恒常。这种觉察带来了自我了解的深化，也让我们在简单和重复中找到了真知。
越是深入这段旅程，我们越发明白，行走的意义远超过达到目的地，它是为了触达一种心灵的自由和广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与自己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和真实。我们意识到，每一步、每一个念头都紧密相连，它们共同编织我们自我认识的网。
行走在广阔的天地之间，我们不仅是在物理空间中移动，更是在心灵的深处进行一场探险。在这种独处的时光中，面对的是自己的内心世界，没有他人的观察和评价，只有自我与自我之间的对话。这是一种极其珍贵的经历。
我们用我们的行走见自己、见天地。
著书
沿途我们走到岩泉寺，这是钱穆先生写国史大纲的静幽之地。
在抗日战争的阴云笼罩下，1937年，随着日本的全面侵华，钱穆与北京大学一同南迁，历经波折最终抵达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在这段国家危难的时刻，钱穆找到了一种特殊的使命感。他在昆明岩泉寺的清净一隅，开始了一项艰巨的任务——编写《国史大纲》。这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他对抗风雨、振兴民族精神的呐喊。
岩泉寺里，钱穆面对的是两重苦难：一方面是外在的战争摧残和资源匮乏，另一方面是内在的历史责任和心灵的重负。尽管物资紧缺，生活条件艰苦，他依然坚持在简陋的环境中写作，这份坚持源于对祖国深厚的爱与忧虑。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贯穿了对中国命运的深刻思考，他试图通过历史的纵览唤醒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激发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为抗战提供不竭的精神力量。
1939年的夏天，这本记录了中国几千年历史沉浮的《国史大纲》初稿终于在昆明完成。随后，1940年6月，这部作品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钱穆的这份作品，不仅是学术贡献，更是在那个动荡时代对于精神坚持和文化自信的一种显明证明，它如同一盏灯塔，在风雨如晦的岁月中照亮了一代人的心灵。
钱穆指出，“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
因此，这并不只是一本学者为己之名而著的书，它是对中华历史和文明的温情与敬意。钱穆说：“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具此，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在岩泉寺的静谧中，钱穆沉浸于《国史大纲》的编撰。这个静幽的地方，不仅是逃离战火侵扰的避难所，也成为他与自己对话的圣地。在这里，他反思自身经历和思想，这种深度的自省让他能以更客观的视角分析历史。钱穆的笔下，历史不仅仅呈现为过往的记载，而是一场穿越时间的思想探索，他试图在每一章节中，透露出对于民族和文化深层次的理解和关怀。
岩泉寺外，昆明的天地广阔，山水间的每一次漫步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这种与自然的亲密接触，让他在书中展现了一种超越具体事件的视角，通过描绘历史的宏伟画卷，钱穆让读者感受到了历史的气息与天地的韵律共存，显示了历史与自然界之间微妙的联系和影响。
钱穆先生强调认同本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性，指出如果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历史缺乏基本的了解和尊重，那么它将变成一个没有文化传承和历史智慧的民族。如果不深切理解国家民族背后的文化精神，则国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离散。
同时，在这片被战争影响的土地上，他见证了人民的苦难与希望，这些体验使他在书中以极大的同情去描绘历史人物。钱穆认为，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是他们时代的产物，他们的选择和行动，不仅由个人意志决定，还受到当时社会、文化乃至自然环境的深刻影响。他的笔触温和而深情，试图让读者看到那些人物背后的人性光辉与阴影，从而引发对现实的深思。
钱穆用他的著书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诗人
他是一位诗人，但不仅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更是一位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者。他是徒步1600公里，从长沙抵达昆明的西南联大300多位师生中的一员，他是闻一多。
他说：“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我虽然是一个中国人，而对于中国社会及人民生活，知道得很少，现在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
“我无比怀念途中的风景，但是我要向一个更伟大的目标前进了。”
他的人生轨迹，尤其是在西南联大的徒步迁徙中，经历了一场灵魂的蜕变，从自我到天地，再到众生，他的视野不断拓宽，心胸日益开阔。
这段经历，让闻一多深刻地意识到，文学不应该只是停留在个人情感的抒发，更应该担负起社会责任，为民主、为自由而呐喊。
从诗人到民主主义者，从个人到国家，闻一多的转变，折射出一个知识分子的觉醒。他开始关注社会问题，思考民主与专制、自由与束缚。他的诗歌，不再只是吟咏花鸟风月，而是饱含着对国家命运的忧思，对人民疾苦的关切。
闻一多的爱国情怀，在西南联大时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他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用笔作为武器，写下了一篇篇振聋发聩的文章，呼吁全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外敌。他的行动，感染了无数青年学子，点燃了熊熊的爱国火焰。
今天，我们走在闻一多被刺杀，倒在自己家门口的那条小巷。沉默的石板路上，历史的重量令人步履沉重。这条曾经平凡的巷子，因为一位伟大的民族战士的倒下而永远被记住。每一块石板，每一道墙角，都仿佛在诉说着那一天的悲剧。
走在这里，心中不禁涌起一股莫名的悲伤。想象着闻一多先生那天归家的脚步，怀揣着对人民的热爱与对未来的希望，却不知道家门口竟是生命的尽头。他的才华如同那些被雨水打湿的书页，满载着智慧与情感，却突然间，被永远地关闭了。
我们在这里缓缓行走，耳边似乎还能听到那些年代的回声，感受到每一个历史瞬间的震撼。这不仅是对一个人逝去的缅怀，更是对于那个时代、那份执着于真理和美的追求的深刻反思。在这条小巷里，我们学会了更多关于珍惜、关于勇敢、关于如何在逆境中仍旧保持信念的理想。
闻一多用他的诗、用他的最后一次演讲、用他的鲜血与牺牲，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纪念碑
最后一天，我们走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观历史，访学堂，诵碑文，念先烈。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
“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
“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碑文由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写，详尽地叙述了西南联大从1937年组建、辗转迁移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结束的历程。“联大碑”堪称一部浓缩的西南联大历史，也是中国人存亡继绝努力之见证。
1946年5月4日，“联大碑”落成，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记录下了当天的情形：“午前有雨。上午九点在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余报告后请三校代表汤（用彤）、叶（企孙）、蔡（维藩）相继致词，来宾请马伯安、严燮成、熊迪之，最后由冯芝生读纪念碑文。会后至后山为纪念碑揭幕，然后在图书馆前拍照，时已有小雨。拍照方毕雨势忽大，在办公室坐约半小时，待雨稍小始出。此或为到此室之最后一次矣。”
坐在旧时的学堂，齐声诵读着纪念碑文，仿佛跨越了时空，当年那一个个关于勇气、牺牲和志向的故事重现眼前，感受到**“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更感受到“坚毅刚卓”的西南联大精神。
坐在教室中，我们仿佛看到大师们就在眼前：
“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都背出来。”(罗庸)
“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听‘懂’了他的话，——听‘懂’了他的话里并未发挥罄尽的余意，你是会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的。”(沈从文)
“闻先生讲课‘图文并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墨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摁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扬，引人入胜。闻先生是一个好演员。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闻一多)
电影《无问西东》中说，“这个世界缺的不是完美的人，而是从心底给出的真心，正义，无畏与同情”。
时任南开校长张伯苓振聋发聩的三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犹如一口醒钟，这一天不断地在我们耳边敲响。
西南联大，用它的精神、志向、责任、当担，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看见
**看见是一个很常见的词，但我们往往看而未见。我们用眼睛来看、用头脑来看，但是我们往往没有用心来见。**而这一趟重走西南联大之旅，让我们学会用心来见。
当我们启程时，我们看见了自己。当我们行走时，我们看见了天地。而当我们走近钱穆、闻一多、西南联大纪念碑和那段危急激越的历史时，我们看见了众生。
见自己是见真善美，见天地是见宇宙和生命，见众生是见志向、责任和承担。
终于，当我们慢慢走向旅途的终点，我们知道了为什么而出发。当我们闭上眼睛用心感受，我们开始“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